方言（dialect）是语言的变体，根据性质，方言可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全方言民语言的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而在地域上的反映。社会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为在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变体。
课程内容： 一些语言学者认为，所谓“方言”和“语言”的区别基本上是任意的，遭到其他很多语言学者反对，并提出种种不同的判断标准，这些不同的判准却常常会产生不一致的结论。一般来说，所有的方言实际上都可以被称作或视作语言（相互之间关系亲缘较近的语言可以互称为对方的方言，而相互之间亲缘关系遥远，在形成和发展历史上相关性较小的语言则不可互称为对方的方言。） 在实际操作中，个别语言之所以为“方言”，通常是由于以下的原因： 缺少适当的书面语，语言未达到准确描述的程度；语言使用者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 同一民族(或国家)拥有多个语言系统。以下对语言学者几种比较常用的“方言与语言比较”的判别方式进行讨论，并进一步指出这些判准在实际应用上的困难。在一些情况之下，对于语言和方言的界定，已不仅是语言学层面上的问题了。 注意：“所谓“方言”和“语言”的区别基本上是任意的”，指的是，一种语言（口音），如济南话，可以称其为一种方言，同时也可以称其为一种语言，而不可理解为，任何一种语言，可以称作另一种语言的方言，判定一种语言是否另一种语言的方言，要从语系归属，语法，同源词等多方面考量，同时兼顾一些政治等其他因素。 汉语方言俗称地方话，只通行于一定的地域，他不是独立于民族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而只是局部地区使用的语言。现代汉语各方言大都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而逐渐形成的。形成汉语方言的要素很多，有属于社会、历史、地理方面的因素，如人口的迁移，山川地理的阻隔等；也有属于语言本身的要素，如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语言的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等。 方言虽然只是在一定的地域中通行，但本身却也有一种完整的系统。方言都具有语音结构系统、词汇结构系统和语法结构系统，能够满足本地区社会交际的需要。同一个民族的各种地方方言是这个民族的共同语，一般总是表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语言特点。一般情况下，民族共同语总是在一个发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根据性质，方言可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全民语言的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在地域上的反映。社会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为在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变体。 在我国现代几大汉语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看成是古汉语经过数千年在广大北方地区发展起来的，而其余方言却是北方居民在历史上不断南迁逐步形成的。在早期的广大江南地区，主要是古越族的居住地，他们使用古越语，与古汉语相差很远，不能通话。后来，北方的汉人曾有几次大规模的南下，带来不同时期的北方古汉语，分散到江南各地区，于是逐步形成彼此明显不同的六大方言。现各方言之间差异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北方汉语与南方古越语在彼此接触之前，其内部就有各自的地区性方言；二是北方汉语南下的时间不同，自然不同时候南下的汉语本身就不相同；三是南方各方言分别在一定独特环境中发展。 汉族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程度不同的分化和统一，因而使汉语逐渐产生了方言。 现代汉语有各种不同的方言，它们分布的区域很广。现代汉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异表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语音方面尤为突出。一些国内学者认为多数方言和共同语之间在语音上都有一定的对应规律，词汇、语法方面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它们不是独立的语言。国外学者认为，各方言区的人互相不能通话，因此它们是很独立的语言，尤其是闽语中的各方言。根据方言的特点，联系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方言调查的结果，可以对现代汉语的方言进行划分。当前我国语言学界对现代汉语方言划分的意见还未完全一致，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现代汉语有七大方言。 我国人口较多，比较复杂，所以讲不通的方言分区处理分析。按照现代通俗的分法，现代汉语方言可分为七大方言区。即北方方言（官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赣方言。 同时，在复杂的方言区内，有的还可以再分列为若干个方言片（又成为次方言），甚至再分为“方言小片”明知道一个个地点（某事、某县、某镇、某村）的方言，就叫做地方方言。如广州话、长沙话等。